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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科学技术部中国生物中心原主任、清华大学国际生物经济中心主任、中国国土经济学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宏广就“生物经济与国家命运”话题接受《今日国土》记者独家专访。王宏广对生物经济、生物安全与立法、健康中国、疫后全球生物安全保障体系的建立等问题进行了深度阐述。在谈到“生物安全法”立法和建立国家生物安全保障体系等问题时，王宏广说

  生命安全高于一切。没有生命安全保障，人们不会冒险去上班，一切社会经济活动都会停摆，这次疫情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近20个国家都制定了《生物安全法》或相关法规，2018年，英美分别发布了《英国生物安全战略》和《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澳大利亚《生物安全法》多达645条，97407字。新冠病毒疫情，将使更多的国家重视生物安全。

  小小新冠病毒让全球瘫痪，在严峻的生物安全威胁面前，亟需把国家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当作当前国家生物安全的短板，采取特别政策与措施，尽快补短板、保安全，迅速提升国家生物安全保障能力。我国《生物安全法》从2002年14个部门开始立法研究与起草工作，2005年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送审稿），2019年10月《生物安全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2020年4月26日再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从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历时18年，足以说明生物安全法涉及面广、立法难度大。《生物安全法》立法的最大的目的是“防范和应对生物威胁，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保护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新冠疫情暴发必将引发新一轮国际生物技术与防御生物威胁的国际竞争，正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核技术竞赛一样，生物技术将成为新的国际竞争热点，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和法规体系、技术体系、产业体系等九大体系，确保国家生物安全已经刻不容缓，迫切地需要强化九大体系，修筑保障生物安全的“新长城”。

  一是保障生命安全，也叫公共卫生安全，目标是确保人民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包含重大传染性病防控、药品安全、耐药性、医疗用品安全等；二是保障农业生物安全，目的是保障农业生物不受疫病灾害侵袭，最重要的包含转基因动植物、动植物疫情防控、病虫灾难防控等；三是保障生物资源与环境安全，目的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海洋生物、特种细胞系与基因）遗传资源保护、生物资源多样性、保障并改善生态环境，最重要的包含生物多样性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水资源保护、森林与草原保护等；四是保障生物技术与实验室安全，最大的目的是坚决杜绝生物技术误用造成的危害，最重要的包含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防止生物技术误用、生物技术伦理、生物安全标准等；五是保障生物技术产品进出口安全，最大的目的是构筑“新长城”，把好国门，把病毒、病虫、病人挡在国门之外，最重要的包含防御外来生物入侵、边境与口岸检疫检验、重点检疫对象的动态预警与预报等，主要由海关、检疫检验、商务部等部门负责；六是防御生物恐怖与生物威胁，最大的目的是防御释放有害生物，最重要的包含危险生物、重大生物安全事件的监测与预警、预报，防御生物武器威胁的药品、疫苗与防护装备的研制与储备、生物安全隔离区、生物安全指挥体系等；七是建立生物安全保障体系，最大的目的是构建全社会参与的生物安全保障体系，最重要的包含防御重大、特大生物安全事件的基础设施、物资储备、应急处理队伍、后备人员培训、预案制订等；八是完善生物安全法规体系，尽快出台《生物安全法》，并根据《生物安全法》对相关法规做补充、修订、完善；九是生物安全治理体系，构建职责明确、高效协调的生物安全治理体系。

  当前，世界上几十个国家都把生物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重要位置。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美国《国家生物安全战略》明白准确地提出，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的威胁不是核威胁、不是网络威胁，而是生物威胁。众所周知，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强的科技力量，全世界40%的生命科学顶尖人才在美国，59%的高等级实验室在美国，美国 P3实验室（一般做二类传染病）有1500多个，我们只有81个，P4实验室（研究如埃博拉等烈性传染病）美国有4个，我们只有2个在试运行。在经费投入上，2000年到现在，网上可查的信息，美国在生物安全及相关领域已经投入1855亿美元，即使这样，美国还是没有很好控制新冠病毒，说明生物安全问题目前还是人类生物安全、国家安全的短板，亟待加强。

  在这场疫情中，中国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是得益于我们的祖国制度的优势，得益于党和政府的英明决策、得益于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民族精神，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与和发达国家在生物技术、生物安全方面仍然有很大差距，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一定要尽快补上生物安全这一个国家安全的短板。2月14日，中央深改委第十二次会议明确，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和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我们的研究认为保障生物安全迫切地需要强化“九大体系”。

  第一，法律体系，面对生物安全相关法规的重叠、交叉、空白、冲突等问题，要对现有生物安全相关条例、规章、办法做全面梳理；第二，组织体系，有了法规就需要有人执行，需要有高效、协调、有力的组织体系；第三，医疗体系，健康的最基本保障就是防病治病，不仅要有现代化的防疫体系与装备，还需要满足老百姓日渐增长的医疗需求，也要有高端化、市场化的医疗服务，政府保基本、保险保高端；第四，物资保障体系，这次疫情，最明显的就是口罩、防护服等物资极大的短缺，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医疗物资保障储备由谁来统筹，谁来采购、谁来制定物资不足的预案等；第五，技术体系，生产物资需要技术支撑，需要有强大的技术体系、人才体系、标准体系等；第六，宣传体系，宣传、普及防疫知识，及时消除虚假信息的危害；第七，社会稳定体系，重大疫情必然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会给社会带来很多不安全风险隐患，需要“防患于未然”；第八，国际协调体系，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需要共同对敌，需要构建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机制，共享保障生命安全急需有信息、技术、人才、物资等，坚决防止一国优先、推卸责任、栽赃陷害等人为制造的次生灾害；第九，评估监督管理体系，需要对各国、各地防疫工作进行总结、比较研究，总结经验、防止遗漏，明确有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吃一堑长一智，逐步的提升保障生物安全的能力与水平，使人类的未来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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