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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24日，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女医师杨文遭患者家属恶意伤害，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2020年1月20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发生暴力伤医事件，包括陶勇医生在内的三名医护人员被砍伤，另有一位患者受伤。

  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市第四医院两名医生遭新冠病毒患者家属殴打，防护服被撕。

  在震惊、愤慨和惋惜的同时，怎么样应对这一复杂的状况成为了医院管理者和医务工作者的一块心病。

  2021年8月20日，也就是医师节的第二天，最新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以下简称“医师法”）正式颁布。“医师法”在保障医师执业安全方面加大了力度，强化了刑法修正案（九）将“医闹”入刑的法律规定，对防止暴力伤医，维护医护人员执业安全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更应该做的是：不让这些行为发生，也就是预防风险。如果这些行为无法预防，计划方案应侧重于减少暴力和侵害行为对人员、医疗场所和医疗过程的影响，也就是降低风险和管控风险。当发生暴力事件时，医务人员应有所准备并知晓该如何应对。

  《医疗场所暴力防范》一书建议，应该建立安全的工作体系。安全的工作体系是一种正规的程序，它是对所有任务的系统性检查，可用于识别所有危险并对风险做评估。同时，它还明确了安全的工作方法，用来确保消除危险或将剩余的风险降至最低。

  所有风险评估的目的都是为决策提供信息，从而使风险因素最小化并得到适当管理。风险需要与危险区分开来，风险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危险则是事件发生时会造成的危害程度。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某种风险可能很小，但若发生则后果严重，所以要持续的监督和干预。

  ●患者采取暴力行为的可能性有多大?●患者会以什么方式采取暴力行为?●患者会在啥状况下采取暴力行为?●如果患者采取暴力行为，可能与什么有关?●患者施暴风险的严重程度如何?●患者施暴风险发生的频率是多少?

  获取评估个体风险所需的信息可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查阅历史记录；●问诊时听患者的自述；●观察语言和非语言线索之间的差异；

  ●使用评分量表和描述性报告；●捕捉评估者直觉的本能反应（这是重要的线索，但通常不容易记录下来）；

  如果未能识别风险，评估者可能犯了以下常见的错误：●忽视患者病例档案中的相关记录；●过度关注患者最近的情况；●照护团队突然改变观点；

  ●忽视患者没有坦诚表述的外部因素，比如资源、恐惧、不受欢迎度、特别强烈的意见；

  ●评估的次数不够，连续性不足；●没有核实患者和他人的话；●没有考虑到与患者主张相反的证据；

  综合了法林顿（1994年）、欣德（1993年）和波洛克等人（1989年）的研究之后，表3.1和表3.2分别提出了个体层面和社会环境层面上具有暴力预测作用的因素实例。

  在预测风险的可能性时，只有个体因素是不够的，还需要仔细考虑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互动的性质和动机，以及医疗措施发生的环境和背景。因此，可以从以下角度来分析风险因素：

  ●环境；●行政和医疗实践；●患者和医务人员。如果暴力和侵害发生的潜在原因能够被识别，还可以被改变，那么这种医疗场所的暴力和侵害行为的数量有很大的可能性就会减少。在识别出风险之后，医务人员有责任采取行动，以确保有效地消除风险、管理风险；这个行动可能仅仅是简单的风险上报，但这样的简单措施务必要确保得到落实。

  以上内容综编自网络及《医疗场所暴力防范》一书的第三章：降低与预防暴力和侵害风险。该书解锁了医疗场所暴力防范的78个硬核知识点，从事前预防、事中应对和事后支持3个维度，全方位解析暴力防范要点，有利于医务工作者从根源上认识暴力、防范侵害，有利于医院管理者构建更有效的医院安保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