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行如隔山。最近，我跟钢铁企业的负责人交流才知道，他们拼命想减少排放的钢铁尾气，正是我们煤化工行业宝贵的原料资源。”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刘中民的言语中充满了“相见恨晚”之感。近年来，他一直在寻找更广泛来源的化工原料，而“钢铁尾气”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

  与此同时，中国工程院院士、宝钢股份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毛新平也一直在思考钢铁行业生态化、高水平发展的问题。他坦承，“钢厂产生的尾气是温室气体的大多数来自，这也是钢铁行业饱受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钢铁尾气的未来趋势一定是高值化、资源化利用”。

  近日，“第一届全国钢铁与能源化工行业协调发展研讨会”在大连召开，两大行业实现跨界联盟。会议聚集了全国钢铁行业、能源化工行业的知名学者和企业家，一同探讨钢铁与能源化工行业的协调发展问题。

  无论是大会报告，还是台下交流，两大行业代表们谈论最多的是“握手”的重要性。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改革开放以来，钢铁行业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跨越式发展。自1996年中国钢铁生产突破1亿吨总产量至今，中国已连续23年稳居世界第一。

  毛新平告诉《中国科学报》：“我国是世界钢铁大国，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来看，我们依然还会是生产大国、消费大国，还将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今后，我们甚至会成为钢铁制造技术的创新中心。”

  然而，现实是，随着钢铁产能增长，钢铁工业尾气排放量也在逐步的提升。其能源消耗和各类废弃物排放已成为当前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

  钢铁制造多以铁矿石为原料，这一炼铁工艺会产生“三股气”，俗称钢厂尾气，最重要的包含焦炉煤气、转炉煤气、高炉煤气。主要成分是氮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氢气。

  传统的钢铁尾气解决方法主要是供热和发电。由于尾气中含大量氮气，热值低，直接燃烧经济效益差，且同时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加剧温室效应。这“三股气”让钢铁人头疼了几十年，从改造生产的基本工艺到安置净化装置，他们想尽办法“少出气、出净气”。

  不过，这“三股气”在刘中民眼中却是宝贵资源制燃料乙醇的原料。

  在能源化工领域，化工合成原料主要是煤、石油和天然气，而我国煤炭产地条件苛刻、燃煤环境压力大，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匮乏。刘中民致力于煤化工技术开发和产业化数十年，他深知化工原料供应不足是制约我国能源化工行业发展的重要瓶颈，也一直在寻找新的可替代方案。

  “钢铁行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一提钢铁，就跟污染联系上了。从某一些程度上来说，钢铁被妖魔化了。”刘中民说。

  刘中民表示，钢铁尾气中的一氧化碳和氢气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用煤来制乙醇，第一步是要先制合成气，而这一工序投资巨大，成本约占整个工程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果利用钢厂现有尾气资源，绕过造气阶段，可节省大量投资并有实际效果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近年来，在中科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和中科院先导A科技专项的支持下，刘中民团队针对钢厂工业尾气的组成与特点，开发出了以一氧化碳与氢气为主要的组成原材料制备燃料乙醇的高效清洁转化利用路线，统称甲醇/合成气经二甲醚羰基化制无水乙醇（DMTE）技术。

  这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与化工合成原材料煤炭、天然气、石油等一次能源相比，钢铁尾气中的一氧化碳和氢气可通过提纯后直接用于合成数量可观、附加值高、高品质的化学品。

  会上，有钢铁企业负责人对于这一“陌生”的化工技术表示了担忧：技术安全性如何？是否会产生污染？经济性如何？

  延长石油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也用实践打消了企业负责人们的疑虑。早在2017年1月，依托DMTE技术兴建的10万吨/年合成气制乙醇工业示范装置已开工，它标志着中国合成气制乙醇技术正式迈入大规模工业化时代。11月初，以该装置产品调配的E10乙醇汽油通过了国家石油燃料监督检验中心（河南）认证并达到国家标准，DMTE技术被认为是同类工艺路线中最可靠、最稳定、最具创新性的技术路线。

  该公司副总经理田平汉表示，由于省去复杂的煤气化工艺，节约了70%的投资，一氧化碳成本可降低66%~80%。此外，化工合成将一氧化碳固化在化工产品中而非转化为二氧化碳排放至大气，因此，钢化联产相比发电会降低钢铁企业的碳排放量。以50万吨/年乙醇装置计算，每年二氧化碳减排量约为52万吨。

  2018年，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紧随其后，依托该技术，开展年产120万吨合成气制乙醇项目一期60万吨/年合成气制乙醇项目建设，目前正处在实施方案设计中。

  值得一提的是，用钢铁尾气制乙醇，不仅解决了钢铁行业的难题、降低了煤化工行业的成本，同时还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降低我国能源的对外依赖度。

  作为国家重点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燃料乙醇有着广阔的未来市场发展的潜力。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届时，全国乙醇年需求量将达到约1200万吨。

  然而，当前我国燃料乙醇产量还不到300万吨，主要利用陈化粮等作物法制乙醇，生产规模有限，不足以满足需求。

  在刘中民看来，生物乙醇并不是指用粮食制乙醇，这种混淆概念的做法是“与民争粮”，只有用秸秆等农作物废料才是，但技术还不成熟。“（用粮食）在经济上也不合算，制1吨乙醇只需3吨煤，却需3.1亿吨玉米。此外，陈化粮和废粮不是一回事，关键时刻陈化粮会有重要用途。”

  “过去钢铁和化工行业各自关起门来，干得热火朝天。未来，国家产业要向生态化方向发展，要建立一个相关行业深层次地融合的生态化的工业产业链。”毛新平说。

  然而，这两大行业均关系国家命脉，它们在深层次地融合中将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仍需深入探索。

  比如，就钢铁企业的经济效益而言，与发电及其他尾气处理技术相比，钢铁尾气转化为化工原料，究竟是盈了还是亏了？

  毛新平认为，这得算两笔账：经济账和环保账。他与河钢集团唐山公司曾做过经济可行性分析，后者的收益率比前者增加了约15%。“DMTE技术在生产效率、转化效率和成本方面更具优势，把未来钢厂尾气的综合利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过，在具体操作的流程中，每个钢厂需详细情况具体分析。”

  刘中民也表示，合成气转化的技术很多，企业要通过你自己的特点，考虑地理条件、市场需求等，合理选择技术方案。不要一拥而上，避免造成产能过剩。

  “这需要考虑，对行业进行统一布局。”刘中民的设想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多种能源之间的互补融合，以构建国家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新体系。“这个体系中不能不考虑与钢铁行业的耦合与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