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人人有“向前看”的意识，让安全成为一种社会文化，那么，安全教育必须做到位，让“安全”二字深入人心，但要做到这一点却不是朝夕之事。安全教育从出生就开始，安全教育是终生教育，安全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是安全的基本公理。但很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还不知道、不践行。

  近几年，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不时被新闻媒体报道，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12月26日，北京交通大学（以下简称北交大）内发生的一次爆炸。这次事故夺取了正在实验室内进行垃圾渗滤液污水处理科研实验的三名研究生的生命。

  就在这起事故发生前的一个月，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一实验室也发生一起爆燃事故，导致多名师生受伤。在2015年，清华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也分别发生了实验室事故，均有伤亡。

  早在1992年，我国教育部就曾出台《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对实验室建设、体制、管理和人员要求等做了规定。然而，仅仅有规定是否就足够呢？

  放眼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安全事故的兴起与20世纪初期工业革命兴起密不可分。彼时，早期工业机械大规模应用，但其设计中并不考虑操作的安全问题，因此导致工业安全事故频发。那时，人类对于安全事故原因的理解还比较浅薄，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开除导致事故发生的人。

  但随着人类对于安全事故的认识提升，预防事故的重点开始从人向物转移，并渐渐形成了系统安全的基本思想。最终在震惊世界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国际核安全小组（NASG）提出了以安全文化为基础的安全管理原则。随后，安全文化理念的发展不再局限于核安全领域，而是延伸到所有的领域，其中自然也包括科研领域。

  安全文化的概念是指人们的安全理念、安全意识及在其指导下的各项行为的总称。换言之，目前我们针对科研安全领域所进行的制度规定，可以算作安全文化的一部分，但远不是安全文化的全部。而安全文化的缺失，也是导致很多安全问题出现的深层次原因。

  以实验室安全为例，有专家这样认为，我国实验室事故的频发，与以往我国高校实验室建设中，不太注意安全方面的设计有关。此外，设备老化、不定期安全核查和维护等，都是造成实验室事故不可忽视的原因。危险的发生还与参加实验的学生忽视安全准则规范、不按照流程操作，在实验期间混淆顺序、操作失误等有关。

  因为安全意识缺乏，很多学校并没有对实验室做过安全和风险评估。对此，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教授吴超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对于涉及危险化学品和生物安全等具有较大风险的探索实验，实验前一定要开展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工作，未来，有关部门对高校的这类实验要作出明确要求。否则稍有不慎和疏忽，就会造成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甚至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事故发生了，再以其为研究对象，通过一定的调查分析事故的原因，作为后事之师，以便预防新的事故的发生，这种方法被称为“向后看”。只是这种方法在半个多世纪前便已经被认为有很大的问题。

  另一种被大多数国家接受的方法是运用系统安全分析等方法和技术，预先辨识和预测系统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和隐患，然后采用有效的途径做好风险管理工作，最大限度地防止有几率发生的各种事故，这被称为“向前看”。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应急管理与安全工程学院教授傅贵将“向前看”的方法归结为“掌握或运用事故预防原理”。“因为社会组织建设安全文化的目的是使组织成员在安全方面具有统一的认识和行动力，而安全方面的统一行动力就来自对事故预防原理的深刻理解。”傅贵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解释说。

  若要人人有“向前看”的意识，让安全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安全教育必须做到位，让“安全”二字深入人心。但要做到这一点却不是朝夕之事。“安全教育从出生就开始，安全教育是终生教育，安全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是安全的基本公理。但很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还不知道、不践行。”吴超坦言。

  邻国日本在安全教育与安全文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或有借鉴意义。曾在日本留学过的高婧一和记者说，她在留学期间，实验室的安全条例是要集中学习和掌握的，如果留学生日语不流利，他们还准备了英文资料。而且，定期都有人前来检查每个实验室是否严格按照标准执行。在日本，“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行为准则，让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极为自律，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也将危险消灭在“摇篮中”。

  在日本已经生活工作26年的京都大学医学部研究员蒲凤玲也对此深有体会。因为与药学有关，所以实验室内难免出现剧毒废液和有机废液，这些废液有专人和专门的空间收集管理，而且所有的试剂均由学校计算机统一在线管理。“学校每年还举行关于化学药品的专门培训，培训对象不仅包括专业技术人员，还包括非专业出身的行政人员等。”蒲凤玲告诉《中国科学报》。在日本企业工作的杨先生，每年会经历一次灾难演习。演习不是走走过场，而是按照标准的程序，掩住口鼻，从距离办公室最近的消防通道离开。这样一次次的演练和培训，让人们应对危险时形成条件反射。

  合理的制度和有效的执行力度，让人们将危险发生几率降到最小。以被称为日本“生命之湖”的琵琶湖为例，其周围也有几家工厂，但安全准则规范和政府高效严格的执行力度，让琵琶湖并没有受到污染，反而清澈见底，依然为近畿地区1400万人提供水源。

  在我国，虽然有一系列消防安全法规和技术标准，但是执行力度却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中国矿业大学安全工程学院教授朱国庆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坦言，现在不是基层群众没有安全文化，而是决策层、管理层安全文化意识不强，凡涉安全的事就会糊弄、应付。安全管理要从道、德、法三个层面着手才会有效果，仅强调对最底层的法治不会有好的效果，而且难以持久。

  因为对安全缺乏实质性的重视，迄今为止，在大学工程专业教育里面，与安全相关的知识基本上未被当作人才教育培训整体过程的一部分。“高校安全不能仅仅是请保卫处的干部宣讲一些防火防盗的内容，这样的安全教育层次太低级。”吴超批评道。毕竟走入高校的大学生，以后都是国家的高级人才，他们不仅需要自身安全，也要为周围其他人的安全做贡献。为了让高校学生提升安全文化，十多年前，吴超就率先在中南大学设立了大学生安全文化素质课。2017年，吴超还将《大学生安全文化》搬上慕课平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有超过10万名学生学习了该课程。

  但是现在高校的安全知识的传播，在吴超眼中还是“补课”的性质。由于一些学生出生的地区经济落后、家庭贫困以及家长受教育水平不高，他们从小缺少安全教育和安全知识。吴超说，“我讲安全课时经常强调，安全是每个人的事，也是每个专业的事。安全教育从出生就开始，而父母是孩子的安全导师。安全教育是终生教育，是一辈子的事，安全是相对的，风险存在是绝对的。更重要的是，安全知识是要一直补充的。”也正因如此，他希望屡次发生的校园安全事故，可以让更多部门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让安全融入到人们的一切行为活动中，而不是只将安全作为“作料”。不管做工程、教育、管理等工作，若能够将安全放在首要的位置，那么我们的生产生活才会慢慢的变安全。”吴超说。